廖祖笙：處置甕安事件中共智商等於零
作者﹕廖祖笙
【大紀元7月6日訊】俗話說眾怒難犯，中共在處置甕安事件的過程中，居然兩次觸犯眾怒，把自身置於非常被動的境地。自謂「偉大、光榮、正確」的共黨，向來喜歡「把壞事變成好事」，這次渾渾噩噩，竟兩次錯失「偉大」和「把壞事變成好事」的絕妙良機，又一次成為眾矢之的，此乃做事不動腦子，行惰政、行庸政的必然。在整個事件的處置過程中，中共在慣性思維中存在重大失誤，起到的是反作用，智商可謂等於零。
兩次觸犯眾怒，無異於中共當局兩次公然選擇了站在民眾的對立面。因為事件非比尋常，甕安事件對民心的摧殘是劇烈的，影響也將會是深遠的。倘使當初處置得當，不但北京城內往後的訪民數量將銳減，整個基層官場的面貌也將煥然一新，中共「反腐」幾十年的功效，可能還不如這次順應民心、「接力打力」的功效來得顯著。在北京奧運臨近之際，中共做事還在沿用老套路，不知審時度勢，乃愚不可及。
誰會相信「俯臥撐」以及李樹芬是「跳河自殺」這般拙劣的謊言？民眾取信的是李樹芬被姦殺。甕安當局的徇私枉法，在當地引發社會公憤，本為一錯，引發了社會公憤將錯就錯，又為一錯。事態擴大後，中共當局調用大量軍警對甕安民眾予以暴力鎮壓，對出自義憤的民眾大肆搜捕，更是錯上加錯，事後雖然對甕安相關官員進行了免職，但板子打得明顯偏輕，非但不足以平民憤，反而再次引發社會不滿。
甕安對無法包庇的事情強行包庇，導致民怨洶洶，仍「死扛到底」，最後不但弄得無可收拾，而且導致了一些「太歲爺」烏紗滑落，是為不仁不智。中共當局對義民予以殘酷鎮壓，搜捕義民達數百人，對「土皇帝」卻呵護有加，板子輕舉，這不但進一步在情感上傷害了義民及其家人、鄰里、親戚、朋友、同學和全國各地的同情者、支持者，給官民雙方所帶來的負面心理暗示，就更是不可小覷，後患無窮。
見此，全國各地的基層官員或將尋思：你瞧你瞧，甕安事件都鬧成那副模樣了，責任鏈的末端大不了也就是免職嘛，平常橫行不法、貪污腐敗、欺壓百姓，還有什麼好怕的？事情搞大了，哪怕是政府大樓和公安大樓被百姓一怒之下給放火燒了，只要平時俺撈得勤快，腰包鼓囊，萬一會被免職，也還可以安安穩穩做個富貴閑人嘛。有我黨這般罩著「幫內弟兄」，就是做事再出格，也沒什麼大不了嘛……
見此，甕安當地民眾和全國各地的關注者或將尋思：靠！類似的「自殺」事件不是發生一兩次了，而是發生許多次了，百姓都鬧成這樣了，「上頭」也還一樣是偏幫狗膽包天的昏官，而且拋出做「俯臥撐」這種再拙劣不過的謊言，公然侮辱百姓的智慧到這地步，你這個黨還有救嗎？百姓養著你們，就是讓你們這樣做事，並調用軍警把槍口對準百姓的嗎？你們有槍就能對百姓「耍狠」啊？好，這回算你們狠……
所以說，在甕安事件的整個處置過程中，中共在慣性思維的支配下存在重大失誤，不但智商等於零，而且也埋下了多種嚴重隱患，無助社會穩定。假使當初跳出慣性思維，能夠審時度勢，拋棄老套路的強權壓迫和對暴力鎮壓的迷信思想，甕安事件根本就不至於發展到那般狀態，也不至於在方方面面搞得這般被動。不知那些達官貴人的幕僚們，究竟是幹什麼吃的，老是出這種餿主意，官民之間冤冤相報何時了？
甕安的昏官酷吏在眾怒面前不自量力，群情激憤還要強撐下去，「死扛到底」，此乃基層「土皇帝」當久了的慣性使然，也是這個黨不斷喪失公正中立的立場，導致基層官員日趨有恃無恐的慣性使然。在那種情況下，甕安的「父母官」們束手無策，竟不知如何及時有效地疏解民憤。扮演「包青天」也不會？「大義滅親」也不會？見機行事也不會？見風使舵也不會？蠢啊，本來甕安可以有一段「官場佳話」的。
而高層對此事件的關注，竟然還是沒能跳出暴力鎮壓的框框。可惜了，可惜了，「一箭雙鵰」的大好機會就這樣白白浪費了。當時換成這樣一種方式處置：胡錦濤或溫家寶趕到甕安，一邊安撫民心，一邊把責任官員「拿下」，甕安民憤頓時消解於無形，全國網民拍手稱快，昏官酷吏也受到無聲的嚴厲警告：你們看好了，做事別過頭！把百姓惹急了，中央也保不了你，往後還是好自為之，好好「造福一方」吧！
倘若這般處置，我相信當時就會有人激動得高呼「胡主席萬歲」或「溫總理萬歲」，甚至會高喊「共產黨萬歲」，對中共的幻想也會再次萌生。可甕安事件，處置出的卻是這等局面，這算個什麼鳥事？把甕安官方還是置於相對「正確」的高坡上，把抗議民眾置於絕對「不法」的泥潭裏，這有利於以儆傚尤嗎？有利於人心的回歸嗎？有利於共黨的更加「偉大、光榮、正確」嗎？急吏緩民學不會？何謂急吏緩民？對官員嚴格，對百姓寬和，即為急吏緩民。任何善治的時代，一定是個急吏緩民的時代。而今恰恰相反，這世道怎不民怨沸騰、黑暗無邊？
甕安當初群情激憤，表明零成本的民眾監督已經到場，這種監督雖然讓政府機關的臉面一時不太好看，卻有利於消解社會不公和政府在處理各種事務中可能存在的不公。中共當局當時若能善用甕安事件所具有的警示意義，那麼不用再等到百姓怒髮衝冠，北京城內的訪民潮往後也將自然消退，而各地基層官員也不會再等到把百姓惹急了，再來確實扮演好「公僕」的角色。善用甕安事件所具有的警示意義，即意味著中央政府在嚴厲警告地方政府：中央堅定不移地站在正義和人民的立場上，對嚴重瀆職和涉嫌犯罪的官員，決不手軟，決不包庇和縱容！
然而甕安事件，當局不是以適當的方式去及時有效消解民憤，而是以高壓態勢增進民憤，既沒能以仁政姿態做到急吏緩民，展示政府方面對民眾該有的包容之心，也沒能善加利用這個事件，對整個社會起到一種良性的推動作用，相反處置手法簡單粗暴，給官民雙方帶來了各種不良心理暗示，而且增加了整個事件的處置成本。總體而言，甕安事件的處置,是遠遠談不上成功和適當的，甚至可以說是完全失敗的。
重慶事件 (1)
